李陀、刘禾夫妇从美国回来,在清华大学主持讲习班,抽空来南方乡下走走。闲聊时,李陀说起了一个布拉格的故事。

  他们当时被小偷窃了钱物,幸好把小偷抓了个正着。他们本以为人赃俱在,案子可很快了结。出人意料的是,他们一到警察局,发现那里像闹哄哄的菜市场,更是一迷宫。好容易找到了管事的警察。警察发现小偷不会说捷语,称法律对此有规定,警察无权审问,只能放人,其它事以后再说。接下来,警察放走施害者却不放走受害者,称法律对此另有规定,他们作为报案人必须留下笔录。再下来,笔录和身份验证好歹都完了,他们离开时却无法物归原主。警察说,钱物是你们的,你们有权领走,但据法律规定,警察只管抓人办案,无权退还财物——这事由另一个部门管,你们得去找他们。可怜李陀夫妇是旅游者,在布拉格停留时间有限,哪经得起菜市场里的这么多折腾?其实这事还没完。因为他们后来总算找到那个摊点,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:对方告诉他们,你们找对了地方,但你们得明白,物与钱分属不同部门管理,据法律规定,他们今天只能领走物品。至于钱,对不起,你们下一次……李陀差一点晕了过去。“你到了布拉格,就会明白卡夫卡了,就明白什么是荒诞了。”他摇着头说。

  捷克是个管制苛严的国家,不幸经过历史上奥、匈、德等多个外来占领当局以后,旧法杂糅新法,法律体系变得既繁复又古怪,闹出很多令人哭笑不得的事情,并不在情理之外。随便录上一二,大概都可成为卡夫卡和克里玛笔下的荒诞,或是哈谢克《好兵帅克》里的滑稽。

  从这个角度来看,这些捷克作家不也就是实话实说吗?

  我想起另一个作家阿城。阿城杂学颇丰,对国粹遗产尤多独见。他认为中国古代艺术都是集体性和宗教性的,因而也就是依赖催眠幻觉的。那时的艺术源于祭祀,艺术家源于巫师,即一些跳大神的催眠师,一些白日梦的职业高手。他们要打通人神两界,不能不采用很多催眠致幻的手段。米酒,麻叶,致幻蘑菇,一直是他们常用的药物,有点相当于现代人的毒品——阿城曾目睹湖北乡下一些巫婆神汉,在神灵附体之前进食这些古代摇头丸。这样,他们所折腾的楚文化,如果说有点胡乱摇头的味道,有些浪漫和诡谲甚至疯狂,那再自然不过。先秦时期青铜器、漆器、织品上的那些奇异纹样,还有宋代定名的饕餮纹,那些又像牛脸又像猪脸又像鳄鱼头的造型,还值得后人费解吗?它们漂浮升降,自由组合,忽儿狂扭,忽儿拉长,忽儿炸裂,发出尖啸或雷鸣,其实都是催眠成功后的真实幻象。

  在亚洲、美洲、非洲、大洋洲等地,各种古代器物上的夸张造型比比皆是。照阿城的说法,我们大可不必把它们看成什么风格追求的产物——世界各地的人们不约而同来一个追求,其实也不可思议。它们不过是萨满催眠的产物,甚至不过是古代诸多“毒品”的正常药效。与其说它们是神秘主义的,或者浪漫主义的,或者抽象主义的,或者表现主义的,或者超现实主义的(现代人喜欢制定很多主义),不如说它们更像是致幻药物发作时的视觉变形。

  从这个角度看,这些古代艺术其实也就是如实写真。

  我在大学里背记过一大堆文艺学概念,得知现实主义的特点是“写实白描”,而夸张、变形、奇幻、诡异一定属于其它什么主义,必是文艺家们异想天开的虚构之物。我现在相信,这些概念的制定者们一定不了解捷克警察,不了解古代巫师,同样也没有见识过我家的窗口——推开这扇窗子,一方清润的山水扑面而来,刹那间把观望者呛得有点发晕,灌得有点半醉,定有五腑六脏融化之感。清墨是最远的山,淡墨是次远的山,重墨是较近的山,浓墨和焦墨则是更近的山。它们构成了层次重叠和妖娆曲线,在即将下雨的这一刻,晕化在阴冷烟波里。天地难分,有无莫辨,浓云薄雾的汹涌和流走,形成了水墨相破之势和藏露相济之态。一行白鹭在山腰横切而过,没有留下任何声音。再往下看,一列陡岩应是画笔下的提按和顿挫。一叶扁舟,一位静静的钓翁,不知是何人轻笔点染。

  这不是什么山水画,而是我家窗外的真实图景。站在这里,哪怕是一个最大的笨蛋,也该知道中国山水写意的来处。

  这种山水写意的简约和奇妙曾震住了很多画家,甚至深深吸引过西方的毕加索。它们是古代画师们天才的技术发明吗?也许是。不过这话只说对了一半,或者只说对了一小半。只有那些从未亲眼见过真山实水的理论家们,才会把这些话太当回事,并随后培养出很()多刻意求奇的主义发明家。他们把艺术才子培养成一些狂徒,又是一些苦命人,老是皱着眉头,目光发呆,奇装异服,胡言乱语。如果他们无能把艺术搞得怪怪的,至少能先一步把自己搞得怪怪的;如果无能把自己的内心搞得特立独行,至少能先一步把自己的外貌搞得惊世骇俗。他们永远的焦虑,就是不知道那个救赎自己的“风格”和“主义”到底在哪里,常常在大海捞针的毕生苦刑中耗尽心血。

  如果换一个角度,比如站在我家窗口来看,写意其实是平易的,简单的,朴素的,差不多就是写实,甚至是老老实实的照相。一个画家,只要他见识过中国南方的山水,尤其是见识过多云多雾的雨季山水,见识过涌入大门和停驻手中的一团团白雾,见识过挂在叶尖和绕在阶前的一缕缕暗云,不大悟于前人的笔墨(比如晕化和破墨),倒是不正常的。

  最大的主义其实是诚实的主义,与放辟邪侈无缘。一切我们颇感新异的艺术样式,无论经过了多少艺术家有心营造,不论受益于多少工具发明和技术改进,就其根本而言,可能都有一个最为现实主义(如果可以称之为现实主义的话)——的经验源点,只是不为后人所知罢了。

  这种生长着想象的源点,隐匿在中国人不曾感受的捷克,正常人不曾体会的巫师,都市人不曾见识的乡间山水那里。如此而已。